悟泓 / 2003.1.3
關心放生問題的基層教師們，至少有三份文獻可以當作「入門」參考：
- 陳玉峰，1995。＜台中市放生文化的初步研究＞，刊於《靜宜人文學報》第六期。
- 林朝成，1995。＜佛教放生與生態保育＞，刊於《般若季刊》試刊號
- 劉小如，2000。＜台北地區民眾放生行為研究報告＞，刊於《野鳥》第七期
綜合這三份文獻，對於宗教放生活動或行為的批判大致如下：
- 放生非佛教所獨有或獨傳，但佛教「尊重生命」與「菩薩道」的教義被誤用或濫用，而將放生予以理論化和正當化，確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 基於慈悲或護生的放生強調隨緣救護，心無所求。定型，集體的放生則是商業行為，護生的儀式化與宗教的商業化類同贖罪券。佛教古德先賢肯定前者但責備後者，包括那些經常被拿來替商業化放生行為背書的蓮池大師，憨山大師在內。
- 商業化放生活動的流弊包括：因市場需求而產生的獵捕與繁殖，因獵捕、運輸、留置與釋放而造成的傷亡，對環境生態的破壞，例如引進外來種，引入疾病，對原有生態體系的干擾或破壞等。
- 護生是行「菩薩道」的方便法門，但方便的定義在於「必須確保所救護的眾生得到安穩自由」，以及「救護眾生的行為不帶過失」，包括：不貪求福德，以及沒有副作用等。商業化的放生恰好不是護生的「方便」，而是「另類殺生」或「殺生助緣」。
- 符合菩薩精神，積極的護生「方便」包括：素食，環保，提倡和平、生態保育等。
另外，學者也指出有關「放生」對於生態環境的影響需要更多田野研究。但除非放生團體願意配合或接受「公平公正」的檢驗，廣泛而深入的田野研究很難進行。雖然如此，從保育團體對台灣鳥類生態的觀察，學者對外來物種威脅台灣野生族群的研究等，都足以佐證商業化放生不是護生，而是「害生」。
同時，由於放生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是一種宗教慣習與流俗文化，法律的作用很難發揮，移風易俗有賴宗教的自覺，民間團體的倡導，以及全民教育。
在宗教儀式中，犧牲動物的生命或福祉，以求獲得自身的福祉或利益，這是佛陀當時反對婆羅門教的祭祀行為。而強調「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先賢也反對「商業化」、「集體行動」式的放生。基於慈悲不忍之心的放生，動機值得肯定，但從無論情理法的哪一個角度來看，定型化的放生行為都值得檢討。
先從法律的角度來看：
放生活動如果涉及保育類野生動物的買賣行為，根據野生動物保育法，「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第35條），違反者得「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30萬以上150萬以下罰金。」（第40條）
另外，野生動物保育法也規定「野生動物經飼養者，非經主管機關之同意，不得釋放」（第32條），違反者，「得處新台幣5萬元以上25萬元以下罰鍰」；如果動物的放生還有破壞生態之虞時，得處「新台幣50萬元以上250萬以下罰鍰」（第46條）。
而根據動物保護法，飼主對於所管領之動物，應提供適當之食物、飲水及充足之活動空間，注意其生活環境之安全、遮蔽、通風、光照、溫度、清潔及其他妥善之照顧，並應避免其所飼養之動物遭受不必要之騷擾、虐待或傷害。（第5條）所謂飼主，是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第4條）
至於放生活動中的動物運送，動物保護法也規定：「運送動物應注意其食物、飲水、排泄、環境及安全，並避免動物遭受驚嚇、痛苦或傷害。」（第9條）
如果，被「放」的動物不是野生動物，根據動保法，就是棄養。（第5條）同樣不合法。
也就是說，無論所放的動物是保育類或非保育類野生動物，或是一般性的動物，放生行為本身可能就已經違反法律。雖然野生動物保育法實施後，還沒有因為「放生」而被判刑或罰鍰的案例，但這只是政府沒有執法的結果。
那麼放生合不合理呢？從佛法的觀點來看，「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是佛法的三法印，任何宣稱具有佛法正當性的行為都無法自外於「三法印」的檢驗。「放生」的觀念和作法，中國自古已有，並非佛教獨傳。但佛法傳入中國以後，佛教徒熱絡、不斷的「放生」活動，許多現象和作法已和現代環保和生態保育觀念多所扞格，更別說是對動物個體生命權益的摧殘和剝削。佛教徒應該學習、應用新的動物福利與生態保育知識，發展新的「慈悲護生」的替代方法。
「尊重生命」的觀念，從早期佛教規定出家人遊方必須攜帶濾水囊，以便於喝水前將水過濾-- .過濾水質，以免影響行者的健康，以及過濾水中生命，避免殃及無辜；佛弟子隨緣放生；而發展成現代「定型化」、「企業化」、「商業化」、甚至「集團化」的放生。已成了佛教中的「動物犧牲」，若佛在世，早應為佛所苛斥。
勸善古書《感應類鈔》強調殺生惡行的因果報應，不免有神秘主義的傾向，一向被「放生共犯結構」拿來當作論述基礎。但事實上，其對於「定型化」、「企業化」和「商業化」的放生，早已做出相當深刻的反省。例如＜廣放生論＞一文先是強調商業化、定型化的放生其實是「殺生」：
【世人放生多刻定時日，廣購生命，射利之夫因網羅釣戈以赴之，多至困斃，是以殺為放也】
【鑿池置苑，既有常處，人得伺之，方脫豫且之網，旋作校人之羹。是以放為殺也】
進一步說明，真正的放生是在平常就能尊重動物的權益，做好生態保育，並譴責「集團化」，「儀式化」的放生：
【世人放生，外買生物，家中之畜，宰割不疑。語云經營還債，勝於佈施；結會放生，如何戒殺？】
其次則說明真正放生有幾個原則，所謂「三無常放，兩不必放」：
【途間市上，耳目所及，隨便買放，是謂放無常期。】
【江河林藪，地利隨宜，監以善信，攸然而往，是謂放無常處。】
【草木斬伐，有礙生機，螏虱蟲蛾，都關佛性，或壞垣而傷蟄，時覆巢而毀卵，種種傷生道不一途，皆當避忌，豫護生全，是謂不放之放。放無常物也。】
至於「兩不必放」，首先是強調救護受傷的（野生）動物，不能立刻「放生」這一點較為符合現代保育觀念。因傷病動物必須先加以醫療照護，等痊癒後才能野放，否則「隨救隨放」，動物很難重獲生機。
至於毒蛇猛獸的搭救是否有必要，則需考慮是否「救彼一生，實延眾毒」。雖然有「人類本位主義」的味道，倒也沒有完全違背「自然生態」的原則。
一方面，當代的放生已成「做功德」的代名詞，宣傳放生的書籍、刊物中，不斷強調的種種神奇事蹟，多半是無法驗證的廣告文章。另一方面，在許多企業化的放生活動中，連佛教經典中強調的儀軌、念佛、回向、發願等信仰表現，也因為講求商業、講求功利性與「速效」，從個人的虔誠唸誦懺悔，改為錄放音機代勞；而簡化或甚至省略。可以說，音聲佛教「心口合一」、「誠則靈」的基本功能也在快速「企業化」的放生活動中，被沖淡幾至無形！
無數生靈因商業化、偽科學化、神秘化的放生行為而被捕捉、繁殖、買賣、運送以致於遍體鱗傷、苟延殘喘，最後仍難逃一死。
於情於理於法都不合，許多民眾想要「放生」，卻造成對生命的殘害。仔細探討，可以說放生流俗一直被兩種「雙重標準」合理化，以致於為放生產業的「共犯結構」所困，無法自拔：
其一是對於自己的行為一方面是強調「我的心好就好」，另一方面則將自己排除於「各種因素」之外：「我」的出發點是為了護生；但生命因為各種（包括我要「進行放生」的這個）因緣而遭受苦難，卻是牠們自己的「業障」，跟「我」的行為無關。
其次是對於放生的功德，一方面強調「放十活一」就是因緣殊勝；而「放十死九」，任何動物或放生地點的其他受到傷害或死亡，則是牠們自己的「業障」，跟「我放生的行為」無關。
放生者種種行為，讓這些生命「被繁殖、被捕捉、被運送、被放死的因緣」，不僅不是菩薩道「慈悲為懷」、「拔苦與樂」的表現，甚至還可說是倒行逆施，「給苦去樂」以及「加害」：
- 給苦 → 不必生的生：許多生命為了「放生」有利可圖而被繁殖生產出來。
- 去樂 → 簡單一死成為重重磨難而死：許多生命雖可能難逃一死，但放生行為卻延長、加重了牠們死前的磨難！
- 加害 → 外來且突然出現的物種，對原有生態體系與生命族群造成破壞。
所謂「菩薩畏因，眾生畏果」，無論放生「共犯結構」者如何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只要有一隻動物是因為「放生」而遭受不必要的痛苦，此一行為的「正當性」就值得檢討。
那麼身為基層教師，也關心生態保育，自然環境之維護的讀者，又該如何？我們的建議是請教師們，先嘗試瞭解學生家庭的成員是否有人參與下列任何一種「廣義」放生行為：
政府或學術機構的「流放魚苗」活動 專業從事放生團體的「放生」活動 宗教法會定期的放生活動 偶一為之的寵物棄養放生行為 個人隨緣放生的行為
其次瞭解學生們所知道的放生活動是在哪裡進行？河川、水庫、海岸，還是山林？所釋放的動物又是哪些？動物的來源是人工飼養，野外外捕捉還是走私進口？等等。
最後我們建議，基層教師們儘量透過和學生的對話，釐清學生們對於各種放生相關理論的理解程度。例如，放生與「魚苗放流」、「物種復育」、「棄養」、「動物救護」（流浪狗，野鳥救傷）、以及「護生」（素食運動、動物保護運動、環保運動）等之間的差別。
如前所述，放生已有法律規範，合情合理的替代方法也有很多。反對放生行為並不是對菩薩道－－慈悲護生－－信仰的否定，而是向隱身在「護生」假面具之後的商業機制挑戰。也只有透過「消費者」的覺醒和認知，才有可能讓商業機制因「無利可圖」而銷聲匿跡。而讓學生瞭解正確的，符合生態保育與動物福利的「護生」行動和知識，也許才是釜底抽薪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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