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ward Lear所繪製的所繪製的「緋紅金剛鸚鵡」（19世紀英國）

從鳥得來的啟示：人鳥關係如何使人類獨一無二？
使我們瞭解到，若沒有鳥類，文明社會根本不可能發展的一本新書

重點提要：

• 鳥類與人類文化息息相關，因此物種消失絕對是巨大危機。
• 鳥類在人的社會中象徵優雅的體態、美麗與超然的存在等某些特質。
• 有時能透過研究動物的心智，反映出人類中心思想與種族中心思想的偏見。

博里亞．薩克斯（Boria Sax）最新的著作《鳥的啟示：鳥類的文化史》（Avian Illuminations: A Cultural History of Birds）是一本必讀之書。（*1、*2） 我之前都不曉得鳥在不同的人類社會中扮演了諸多的角色，既能用來當作食物、信差、神祇和寵物，又能當作預兆、創作靈感、計時器、看管員、打獵夥伴、裝飾圖案，最重要的是，鳥類還能達成我們的心願。感謝薩克斯願意回答一些問題，使我們對他這本啟發人心、插圖精彩的書有更多瞭解。

由自然學家Mark Catesby繪製的火紅鶴（18世紀，英國）

貝可夫博士：你為什麼寫《鳥的啟示：鳥類的文化史》？

薩克斯：

我在好幾十年前，就已經因自己所謂「受鳥啟發」（avian illumination）而深深著迷，這也是我的好友羅伯托．馬基席尼（Roberto Marchesini）所謂「因動物而頓悟」（animal epiphany）的一種特殊現象。至少就我所知，這也算是一種認為自己與某種動物相近，因此模糊了人與動物之間界線的圖騰信仰（totemism）。相較於其他動物，人更常將自己想像成鳥類，某部份原因是因為，他們可以突然現身，又忽然消失於天際。

許多作家的著作都曾提過這種體驗，最先出現的或許是荷馬的作品，接著還有吟遊詩人及行吟詩人，後來也出現於近代著名作家莎士比亞、濟慈、雪萊、霍普金斯（Hopkins）、布萊恩特（Bryant）、梅爾維爾（Melville）、哈迪（Hardy）及其他許多人的作品之中。我認為這類經驗很常見，但有時甚至會出現於下意識中。最能證明這種經驗極為普遍的證據，或許就存在於各個文化都曾出現的人鳥合體生物之中，亦即神話中常出現的「天使」。

 

貝可夫博士：你在著作中如何將自己的背景與一般人有興趣的領域結合？

薩克斯：

幾十年前我剛接觸人與動物關係學（anthrozoology）/動物學研究時，就從中瞭解到當時極為新穎的生物中心觀點。人與動物關係學及動物研究自那時開始分道揚鑣，雖然兩者都變得更為制式化，但仍努力要傳達出剛開始那一兩年時有的觀念。

 

貝可夫博士：你的目標讀者是誰？

薩克斯：

我在人與動物關係學和動物研究的領域裡，有點像是獨行俠，沒有明確隸屬什麼學派或運動，也不是只寫給某群專業人士看的。因此，我會向各個不同的對象講述，對象不僅限於專業人士，也包含普羅大眾。

貝可夫博士：你在書中融合了哪些主題，主要講述的重點又是哪些？

薩克斯：

首先，我發現動物心智的研究，不僅是以人類為中心，也蘊含種族中心主義。研究者提出動物是否能理解死亡的問題時，一般指的都是歐美多數知識階層所理解的，意指完全滅絕的那種死亡。但那只是人類能感知的其中一種死亡，死亡也可能意指進天堂或下地獄、預備進入輪迴、與宇宙融合，有時也具有與祖先團聚等各種意義。烏鴉的葬禮與人類的葬禮，都具有相同的意義嗎？意義到底是什麼？即使同樣在西方，喪禮也十分多元。葬禮因各種文化而有所不同，有的看重哀哭，有的會在葬禮中戰鬥、開玩笑、自焚、閒聊、喝個爛醉等等。有的很感傷，有的隨性。即使是烏鴉的葬禮，也可能同樣具有各種不同的意義。

動物能意識到自我嗎？那要看我們心裡所想的是哪一種自我。在西方文化裡，個體性取決於主體性。在多數的美洲印第安文化裡，尤其是南半球的文化當中，主體性普遍存在於萬有之中，個體性則蘊含於身體之中。喜鵲或烏鴉是否能認出鏡中的自己？答案依各個不同條件而定，包含牠們理解的自我為何。

我不反對提這些問題，但在探討這些問時，不應理所當然地以為只有「人類」這種答案，也不應以他們與人類的答案有多接近來衡量這些動物。研究動物的感知能力時，也應同時自我檢視。如此一來，才能像許多原住民文化裡的人那樣，從哲學思辯的角度向鳥類及動物學習。

 

貝可夫博士：你是否希望當人更認識鳥類了不起的生活之後，能更尊重與敬重牠們？

薩克斯：

科學界早已屢屢向我們明確闡述物種滅絕與氣候變遷等危機的嚴重性，但為何大家仍不重視兩者彼此息息相關的危機呢？神奇的是，即使不斷譴責、嚴正警告、道德呼籲，用盡各種方式，卻仍效果不彰。

我認為答案在於這些問題是如何形成的。我看過有人預估有目前這場大滅絕將造成多少物種消失，數目從五分之一到一半都有，但這些聽起來都不夠符合科學。雖然科學界對於目前存在哪些物種或這些是否存在莫衷一是，這些人卻仍採用理所當然的「物種」的概念來談，結果我們好像僅憑觀察就認定會有滅絕的問題，再常常丟給專家處理。但危機不僅如此，理論學家面對更大的焦慮時，常會任意套用一些數字，希望藉此使問題控制在可以解決的範圍內。他們也將之歸諸於自然，認為這不是文明社會造成的問題。

但物種滅絕的背後，其實存在著更大的危機。動物，尤其是鳥類與人類文化的運作模式習習相關。我們的習俗、宗教、文化、語言、傳統、觀念、植物、儀式及其他所有構成人類文明的一切，也同樣逐漸消失。當代人類文化普遍瀰漫著生存焦慮。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在他的著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裡，開門見山地就請我們想像一個沒有鳥類的世界，這引發了一種比造成不孕和生病更大的恐懼。就本質上而言，這就是人類的末日。

那我們如此害怕會被摧毀的「人類的文化」，指的又是什麼呢？即使我們的基因或多或少都安然無恙，但文化與生理狀態可能卻已變得幾乎面目全非。我們身為人類的意義，取決於人類與與其他物種之間的關係，而與鳥類之間的關係更是明顯重要，因為我們基本上已從牠們身上學習到親職照顧、體態優雅、毅力、美麗、社會共同體、勇氣、非凡的精神等特質。

 

原文出處：
《An Avian Epiphany: How Relationships With Birds Made Us Human—A new book shows that without birds, human culture would not have evolved》

【作者介紹】

馬克．貝可夫博士（Marc Bekoff PhD）

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系的榮譽教授。
專長領域：動物情感

作者／馬克．貝可夫博士（Marc Bekoff PhD）
譯者／黃懿翎(自由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