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並不會停止未來所有為研發疫苗而做的動物實驗，但應該有助於日後繼續發展安全的人類疫苗試驗。」

（照片來源：Rob Dobi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Richard Yetter Chappell是邁阿密大學哲學系的助理教授。Peter Singer是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價值研究中心的生物倫理學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已將我們原先對倫理道德的假設攪得一團混亂。僅僅在幾個月前還似乎是不可思議，可現在我們中大多數已經接受了對隨意外出、與人交往之自由的限制。然而，我們願為對抗病毒而做的研究，卻仍被我們在相對平和、當較少人處於危急狀態時發展出各種假設所支配。

研究倫理通常禁止將人類受試者暴露在重大的風險之下，其主要目的是防止他們被不正當地利用，因為研究者的利益可能會不同於患者本身的利益。但在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中，首要的目的應是避免可能的重大傷亡。在我們都面臨著如此加劇的風險時，任何對前途有望的研究所設的(在符合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基本條件以外的)限制都很會容易在人道主義方面被證明適得其反。

舉例來說，依照慣例要求，新型藥物在允許人類臨床試驗前須先進行動物實驗。可對於新冠肺炎，若治療藥物有足夠希望帶來突破，則理應跳過冗長的動物實驗階段，在合理的範圍內盡快著手進行人類臨床試驗。

類似情況也有先例可循。1986年，齊多夫定(AZT) 首次在治療愛滋病上展現良好成效時，病人們便要求此藥物略過動物實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在隔年對其發下許可，此舉在當時也拯救了許多人的性命。

愛滋病的致死率遠高於新冠肺炎。儘管如此，我們若詳細地告知新冠病患接受實驗性治療的風險，他們也許仍會合理地選擇參與試驗。當我們認識到較其他方法大大加快的療效確認所帶來廣泛的人道主義利益，就已經有足夠的道德理由讓病人做出這項選擇，更不必說隨之減少的實驗動物所受之苦痛。

相似的觀點也支持著「人體挑戰試驗(human challenge trials)」來加快疫苗的研發。一般情況下，疫苗注射後需要等待幾個月的時間來觀察受試者是否已降低被感染的可能。而將接種疫苗的自願者刻意暴露在病 毒下，能加快得到試驗結果。假如你認為根本沒有人會願意參與此項試驗，也許你該收回你的想法，因為來自52個國家、總數超過3千的利他主義者已經完成報名。

最後，來考慮透過採取低劑量控制注射，或稱「人痘接種術」的研究，它是在疫苗出現前，普遍使用的預防天花的手法。兩位科學家Joshua D. Rabinowitz及Caroline R. Bartman在一期紐約時報中表示，接受低劑量病毒注射的受試者比起注射高劑量的受試者，身體較能夠復原，而新型冠狀病毒也符合此規律。但他們接著提到，以試驗來在人體內操縱新型冠狀病毒的這樣高度危險的病原的劑量，實屬不道德的舉動。

對於一個全球大流行的疾病來說，這種關於道德的評論合理嗎？新冠肺炎的嚴重性有兩面性，它使受低劑量注射的受試者有更高的風險受到感染，但如果低劑量注射有 保護性的話，隨之產生的益處也相對更多。如果我們能確切地證實低劑量病毒注射後僅會引起輕微的COVID-19病徵，且能進一步促成對病毒的免疫效果，那 我們便找到了拯救成千上萬條生命、和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的生計的方法。在此情況下，徵求年輕、健康的自願者進行低劑量的病毒注射，並接著給予隔離及醫療觀察便顯得既合理又符合人道精神。

事實上某些民眾不顧醫療專家們的反對，已經投身於「冠狀病毒聚會(coronavirus parties)」來使自己受到感染。如果這些人能有機會自願加入此項受到完善監控的試驗、即成為低劑量病毒注射的受試者，才是對所有人更有利的。比起在外不受控地受到感染，參加此試驗較為安全。除此之外，在最樂觀的發展下，我們透過試驗取得的新知也能使疫情迅速步向尾聲。

我們是倫理學家，而並非醫療或生物科學家。關於此次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事實觀念，同所有人一樣，我們也會聽從與專家的科學意見。但我們應該如何利用既有的事實，以及如何尋獲我們所缺乏的，都是倫理上的問題。這場爭議中，倫理學家們會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我們對於新冠肺炎仍然有太多不瞭解的地方。時間拖得越久，疫情所奪取的人命也將越多。（這也是為何徵求自願受試者的網站名叫「再提前一日(1 Day Sooner)」。）如果健康、且充分理解試驗風險的自願者們樂意協助此項極具前途的試驗，藉以對抗疫情，那以道德的觀點來說，他們的好意絕對需以強烈的道德理由及感激的心接受他們的幫助。拒絕這些幫助則是變相地使他人承受更重大的風險。

作者／Peter Singer、Richard Yetter Chappell
譯者／林依蓁
審訂／Fan Wu （密西根大學生物統計博士)

原文出處：The Washington 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