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鄭麗榕

一、兒童與動物的親密關係

兒童是動物園經營者重視的對象。美國生物學威爾森（Edward O. Wilson）認為人們喜歡看動物，是反應了人「對生靈萬物的熱愛」（或譯為「親生命性」，biophilia），這可推論為我們遺傳基因上對大自然的渴望。除了潛意識中喜愛追尋與其他生物親密相連，人們也樂於親近自然，因為它可以平撫人們的心靈。在各種人類與動物的關係中，兒童與動物的關係尤其常被提及。

研究者認為，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上半，臺灣的教育是所謂兒童中心學說風行的時期，亦即在日本天皇道德權威與灌輸國家精神的目標之下，教育方法上對兒童有更多關注。就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起，臺灣開始建設許多以兒童為對象的公共設施，或許基於兒童對動物的關切，動物圖像常應用於這些設施中以吸引兒童；而1935年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博覽會中，遊樂園區的兒童國裡，亦大量運用動物的圖像。

對於兒童與動物的親密關係，1930年代末起影響日本動物園界達數十年的古賀忠道（1903-1986），曾在1939年於臺灣出版的期刊上發表短文，探討為什麼兒童喜歡動物及動物園。他歸納出兩種常見但他不認可的看法：一是從遺傳學主張，認為兒童與動物的發育階段相近，容易產生「朋友」般的親和感。其次是有人認為，成人世界對兒童常有較多壓迫管束，兒童可從動物方面體會較為自由解放的喜悅。可是古賀認為，將發育階段相近的動物關入同一獸檻，卻常有相斥的現象，如靈長類常會反抗兒童及婦人，因此朋友之說或自由解放之說都不可取。他以為主要原因應是動物常有豐富的變化及行動，而能吸引好奇的兒童產生趣味感，因此兒童喜愛到動物園。至於成人們，則以動物園作為逃離苦難現實壓力（如當時的戰爭氣氛）的場所，亦即動物園具有非日常生活性的休閒娛樂功能，因此日本動物園的入園人數中，大約有8成是成人，兒童僅占2成。但不同於古賀所提出的8與2的比率，臺灣的動物園入園人次中，兒童佔有更高的比例，達全部入園人次的1/3至1/2之間。

二、被著意的入園對象

無論如何，兒童極少單獨入園，多由家長或學校老師帶領，這是舉世皆然。有作家在散文中說：「其實，常是孩子們帶著大人去逛動物園；因為動物園是屬於兒童的。」而流行於東京的看法也可佐證兒童與動物園的關係：人們一生中至少會進動物園4次：童年時期由大人帶去，青少年時期與戀人同行，當父母後帶孩子前往，年老攜孫子入園──這其中除青少年時期外，其他3次都有兒童的身影。

我們確實也可從許多臺灣私人的記載，如林獻堂、吳新榮、呂赫若、楊基振等人日記，證實他們到訪動物園，多數是帶著子女，一部分則是與朋友共遊或帶學生前往，其中吳新榮多次強調動物園有益於兒童甚至成人的「動物教育」。作家及攝影家梁正居說他1950年代至1960年代在圓山附近讀小學，每天下課，總是和同學從動物園的後山潛入園內，「看看大象獅子老虎，遠眺河水對岸的茂密圓山，逗一逗臺灣獼猴，欺負一下中國駱駝，對著大猩猩標本弄弄鬼臉。」21世紀初，一位婦女在觀看大象林旺的標本時說想起在圓山約會的往事，一位老先生則表示曾帶兒子到圓山動物園，帶孫子到木柵動物園，晚年自己再和朋友前去；而具有醫師及文學家雙重身分的楊慎絢對圓山的回憶，也是其幼年與青春期，圍繞著動物園的動物與家族、戀人往事。

事實上圓山動物園也特別著意兒童這個年齡層。早在1910年代剛成立未久，媒體與動物園的相關報導，即常提及「少爺」（坊グビモ）與「小姐」（孃グビモ）兩個以兒童為指涉的名詞，強調他們對動物的關心與期盼，並且以「朋友」關係來比擬兒童與動物的親密感。如果從社會階級來思考，「少爺」與「小姐」這兩個名詞，或許會指向中產階級以上家庭，為這些上動物園的兒童加上一層身分定義。然而從實際票價而言，動物園的收費是一般中產階級可以負擔的，官方對兒童並有優惠，6歲以下免費，6歲至12歲折扣優惠，亦即鼓勵兒童參觀，也部分實踐官方藉動物園施行教化的目的。

不論戰前或戰後，動物園常會在兒童節舉行慶祝活動以表達對兒童的重視，如1937年3月慶祝女兒節，在園中舉行兒童尋寶活動。而兒童也被當成是向動物致意的適當人選，如1925年圓山動物園內臨濟寺日曜學校第一次試辦動物祭，就特別強調動物對兒童的不可或缺，並由兒童在祭儀中唱歌追悼逝去的動物，這也成為日治時期動物祭的傳統。戰爭時期官方也利用動物園與親子關係，達成對家庭投入戰事的精神動員。

三、兒童教化史裡的動物園

如果兒童是動物園的重要對象，在對兒童的教育上，官方規劃中的動物園扮演何種角色？其中自然教育或生命教育的分量又如何？以下試以代表殖民地學校教育內涵的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為例，來分析這個問題。以動物園為主題的課文是在第四期（即1937年）教科書中才開始收入，第五期（1942年）教科書持續使用，直到戰爭結束。不過早在第一期（即1902年）出版的讀本中，即有日本「內地」淵源、動物園相關的「上野公園」課文，以大人的口吻，從都市公園的遊憩與教育功能，宣揚日本殖民母國的文明設施，說明這處東京最有名的公園可俯望美麗的東京，許多櫻花等植物可供賞玩，並有鳥獸眾多的動物園，以及珍貴藏品豐富的博物館，是一處「不僅有趣，也很有用」的公園。第四期的〈動物園〉課文，則是以三兄妹連袂到訪動物園，從兒童的口吻著墨觀看動物的過程，仔細描述動物的行為、聲音，主要談三種動物：鸚鵡的講話，猴群的育子、遊戲與互相梳毛景象，以及大象進食與移動方式，表現出兒童對動物本身的觀察與感覺反應。這一篇課文除顧及兒童對動物的趣味感（集中描寫人氣動物鸚鵡、猿猴及大象），也符合當時自然教育中重視的「觀察、思考、處理」的目標，也就是它呈現動物園的遊憩功能，之外也有意教導兒童在這裡觀察動物的習性、行為甚至與之互動。

雖然設於都市的動物園並非學校教育中觀察自然的主要場所，但動物習性的觀察也可說是一種自然教育，不過動物園內對動物的觀察是脫離動物棲地，完全處於人造非自然空間，與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開始關注的動物與環璄及棲地的問題，仍有相當的差距；而在這其中，也未見動物愛護等相關生命教育議題的強調。也就是從戰前的國語教科書來看，對動物園強調近代文明國家都市公園的觀光遊憩與部分自然教育功能，但缺乏生命教育的面向。日治時期小公學校的校外修學旅行，以及戰後臺灣各地的國民小學遠足或校外旅行，動物園作為一項常見的行程，主要都侷限在上述意義。大致而言，圓山時期尚未制度性地以動物園作為國小校外教學的輔助機構，到1986年臺北動物園從圓山遷到木柵以後，明訂校外教學日等配合措施，環境教育的目標才更具體化。

四、缺席的生命教育

但從1970年代開始，動物園已開始加強與小學的合作，包括將園內繁殖過多的小動物，如珠雞或標本，以教學用途的名義贈與國民小學，協助其設立小型動物園，號稱目的是「為自然科學教育紮根」，另包括編印動物教材、舉辦「兒童認識動物」活動及動物學術演講，也都是在所謂動物科學教育的目標下，尚無提及生命教育的關懷。事實上所謂「過剩動物」的處理，正是反映動物園對生命態度的顯例。民營動物園以營利為主要考量，往往利用標售甚至販賣「過剩動物」為食物來處理園內認為多餘的動物。公立動物園則較受約束，為管理之必要，園內所養的動物在紀錄中是以財產的方式登記，但較少見標售行為。1970年代前，除與其他動物園交換外，臺北動物園與民間馬戲團維持友好關係，因此也會以接受或贈與馬戲團的動物來處理園內之不足或過度繁殖者。1970年代後，因輿論對馬戲團的動物表演批評日盛，臺北動物園除救援需要外，不再與馬戲團交易，對於繁殖過度的動物，則對外贈與學校等教學機構及與其他動物園交換。另在內部文件中顯示，在1970年代中期，臺北動物園也將園內繁殖過多的雞鴿133隻，淘汰「整個移作獅虎錦蛇飼料」。

從動物園所主管的幾個機構，也可看出其扮演的功能。在民國62年度（1973年）的總預算中，動物園提出了興建兒童遊樂場與科學館計畫，顯見當時該園仍統轄關於兒童教育的相關事項。

五、觸摸動物的反教育爭議

而結合動物園與兒童二者最為明顯的例子，則是1970年代之後，臺灣動物園的經營逐漸引進「可愛動物區」與「兒童動物園」的觀念，在園中一角設置一個以兒童為主要對象，蒐集所謂「可愛動物」，使遊客可近距離觀看以及撫摸與親近動物的場所。

這類型動物園在國際上最早於1908年出現在葡萄牙，德國跟著仿設，1930年代後流行於歐美重要動物園，如英國倫敦（1935年）、美國費城（1938年），其中倫敦讓兒童觸摸幼獸或家畜，並設擠奶室，以及其後的黑猩猩茶會等。但戰前臺灣的動物園，和日本的其他動物園一樣，都是以觀賞動物為主，沒有發展觸摸動物的展示方式。戰後日本復興過程中，早自1948年起，由上野動物園開始，各動物園陸續設立兒童動物園，以討好兒童，撫慰童心，據云是模仿美國布朗動物園而設。

臺灣雖在1959年出現了兒童醫院，1962年建了兒童戲院，但具體提出以兒童為對象的動物園時間較晚。1970年臺北市議會中，有議員向市長提議設「可愛動物園」，據稱是受日本動物園的啟發，希望將鴿子、羊等「馴良之動物」以放牧式方式展出，去除人與動物之間的柵欄，「自悠自在可與遊客打成一片」，但並沒有特別提及以兒童為主要服務對象。綜合言之，這種概念呈現了無柵欄（以濠溝阻隔）飼養的理想以及觸摸動物兩項重點，此與1970年代以後，環境問題逐漸浮現，人與自然的關係開始被公開討論的背景應該不無相關。面對議會的質詢，臺北市動物園雖表示認同所謂「自由放牧」的飼養方式，但終以園地狹小為由婉拒。直至1979年，臺灣的民營動物園「六福村野生動物公園」開園，設有可愛動物區，抱小獅子等與動物近距離接觸的經驗很吸引兒童為主的遊客。同年圓山動物園就採納了兒童動物園的概念，規劃為未來木柵動物園的一部分，次年並宣稱於考察美國動物園後，決定成立兒童動物園（不久更名為可愛動物區）。園中移入原飼養的山羊、野羊、梅花鹿、珠雞、孔雀、兔子、天竺鼠，並新添購駱馬、象龜和土撥鼠，而於1981年春節開園。

據園方說明，1981年春節開園設立的兒童動物園，目的在於「除了讓兒童認識動物外，也希望藉此培養他們愛護動物的觀念」，小朋友可撫摸園中動物，餵食購自園方的飼料，也被容許騎象龜玩樂。結果開園後，動物屢遭遊客虐待，連大人也騎上象龜並打捏牠，園內的天竺鼠也有失竊情形，另曾有羊兒在熱鬧的遊客圍繞下生產，還有遊客追趕動物，致使孔雀從打開的柵門飛到獅子區而被生食的事故。由於這個區域是遊客與動物的近距離／零距離接近，管理與對遊客的引領（教導）益形重要。

事實上在1960年代就有動物學家警告，兒童動物園可能助長肆意對待動物的態度，欠缺對動物的尊重，是一種「反教育」。而輕易親近野生動物的幼獸，也有將動物高度寵物化、視為玩物的危險。[1]這些批評可以說是基於生命教育對兒童動物園的反思。無論如何，因為人們對動物的好奇心，容許近距離觀看與接觸動物的展示方式在動物園內一直沒有消失，雖名為兒童動物園／區，實也包括一般社會大眾，並朝向家庭及農村與動物關係的主題。

[1] 並木美砂子，〈子ジパ動物園ズコゆサ〉。有關兒童動物園的批評，並木氏係引用Heini Hediger, Wild Animals in Captiv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4), P.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