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釋昭慧(關懷生命協會創會理事長／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教授)

第一屆全國動物保護大會釋昭慧法師代表開幕致詞 (照片轉自釋昭慧法師臉書)

一、前言

　　受到各動保團體的厚愛，應邀於第一屆全國動物保護會議致詞，個人深感榮幸，但也有些許惶恐，原因是，近十餘年來，自己將大部份精力放在高等教育的學術與行政工作，在社運場域久已退居二線，因此對台灣現階段動保運動的各種訴求與進度，絕對沒有在座動保團體代表來得熟悉。因此請容我藏拙，從較為宏觀的角度，來談談台灣動保運動的困局與前景。

　　在「困局」部分，包括哲學層次的思想分歧與運動路線的思想分歧。前者在國際倫理學界久已熱議，台灣動保界較少進行這方面的哲學思辯，反倒是在哲學或動物醫學界，有些博、碩士論文或期刊論文的產出。然而思想引領行動。哲學層次的思想分歧，當然會影響到社會運動的行動層次。因此，台灣動保運動的路線分歧，依然可以溯源於彼此的思想分歧。

　　在「前景」部分，個人依然從宏觀角度，分析台灣動保運動的兩大特色：運動層次的求同存異與法律層次的與時俱進。至於動保相關法規之立法與動保相關政策之行政監督、各項動保議題之倡議與行動、流浪動物之收容與救援、各種紙本或數位化的動保（或蔬食）出版品與網頁，以及動保扎根教育的現況與前瞻，則將由各位動保團體代表分別做出詳細敘述，茲不贅言。

 

二、台灣動保運動的困局

（一）哲學層次的思想分歧

　　在台灣，即使強調「尊重生命」，但還是多以「人類」為主。可以說，以人為本或高推人為「萬物之靈」的意識形態，由來已久且根深蒂固。即使生命倫理學討論「生命」課題，主要依然是鎖定在「人類生命」，各種「生命倫理學」的原則主義，如：尊重自主原則（The principle of respect for autonomy）、不傷害原則（The 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行善原則（The principle of beneficence）、正義原則（The principle of justice）或知情同意原則（Principle of informed consent），也依然是依人類的特質而量身打造。至多是在觸及「動物實驗」的課題時，會討論到實驗動物的倫理地位，但也無法將生命倫理學中的各種原則，比照人類以用諸動物之上。更糟糕的是，隨著各種遺傳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或基因工程（gene engineering）的蓬勃發展，以及全球疫情嚴峻形勢下的病毒研究與疫苗開發等需求，動物實驗更是有增無已。

　　至於實驗動物以外的動物（諸如：野生動物、經濟動物、同伴動物等），則一律歸諸「環境倫理學」。然而但即使是生命科學研究者，都很難否認動物所具有的生命跡象。倘若將動物歸為「生命」，吾人又有何理由要把這些動物，等同植物與無生物，而僅當作人類所處環境的一部分呢？

　　環境主義者即使是對野生動物的處境，給予較多的關切，也大都只是著眼於「生態平衡」的考量，由此設定部分種類與數量，作為保育對象。數量少了固然加強保育，數量多了也不排除加以殺戮，以求「合理減量」。因此他們雖然較為關切野生動物，卻也大都主張「狩獵合法」，對狩獵過程的殘暴與被獵動物的痛苦，不置一詞。完全無視於「合理數量的設定與控管」很可能只是人類一廂情願的「生態神話」，是依附於環境主義中之整體論（holism）而陰魂不散的人類中心主義。

　　在環境主義的整體論邏輯中，為了生態整體之善，個體之善被犧牲，成了極具正當性的主張。此如薩戈夫（Mark Sagoff）之所主張：「動物解放與環境倫理，錯誤聯姻，快速離異」，因此，環境主義者不是動物解放者，動物解放者不是環境主義者。[1]

　　於是，關懷環境倫理的人，無論是出自「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即「人類沙文主義」），而謀求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永續利用」，還是出自「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sm），而將生態系的「永續發展」，置於道德關懷的價值優位，大都對於「生命中心主義」（Biocentric Ethics）[2] 抱持質疑的態度，並將經濟動物與同伴動物，排除在道德關懷的範圍之外。最明顯的，就是對於「狩獵」問題的歧見。環境主義者往往不但不反對狩獵，還有一套狩獵合理的主張與狩獵合法的尺度。

　　如此一來，動物倫理之探究，成了「生命關懷」與「環境保護」夾縫中的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動物陷於「生命關懷」與「環境保護」都「爹不疼、娘不愛」的尷尬處境。[3]

　　幸運的是，台灣的動保運動，一開始就與環境保護、生態保育相關團體結成盟友，求同存異，共同努力促使立法院修訂「野生動物保育法」，而且時常在各種擁有共識的單一議題上共同串聯，互為奧援。即便在狩獵或流浪動物飼養議題上，彼此的立場相左，但也不致於口出惡言，產生強大對立。這在台灣動保運動發展史上，是一個差堪告慰的現象。

（二）運動路線的思想分歧

　　即使是在動保團體內部，依然無法免於運動路線的思想分歧。首先，對於同伴動物、經濟動物、實驗動物與野生動物，大都偏重在同伴動物。這與貓狗早已成為許多家庭的親密成員有關。許多保護動物人士，難免因飼養貓狗而愛屋及烏，憫念同伴動物（特別是流浪動物）的惡劣處境。野生動物至少還有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團體共同關注，而獲得了較大的法律保障。至於被虐待與殺戮的程度最慘烈、數量最龐大的經濟動物與實驗動物，反倒是受到的關注較少。經濟動物產業鏈非常龐大，實驗動物更是涉及科學界的意識形態與巨大的產學利益，因此為這兩種動物發聲，爭取其法律保障的動保團體，顯得格外勢單力薄，舉步維艱。

　　其次，即使大家都是為了廣義的「動物福祉」而努力，依然有可能出現運動路線的分歧。舉例而言，大家雖然共同關切「同伴動物」，依然在是否贊同將流浪動物作適度的「人道處理」（安樂死）方面，產生歧見。主張適度安樂死的動保團體，認為必須務實面對收容所流浪動物數量超負荷現象，提供給這些收容動物一個合理的生活空間，所以老病、兇殘、幼弱的動物應予適度汰除。反對安樂死的動保團體，則認為這是在扮演生殺予奪的「上帝」角色，且容易形成「滑坡效應」，剝奪眾多貓狗的活命機會。這樣的路線之爭，一直延續到推動「流浪動物零安樂死」政策時期。該政策從2017年2月6日實施至今，反對聲浪從未平息。而這些反對聲量，不乏來自動保界。

 

三、台灣動保運動的前景

（一）運動層次的求同存異

　　令我們最感欣慰的是，雖然有那麼多思想層次的分歧與運動路線的矛盾，台灣動保界還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團結。八個重要的動保團體，成立了動物保護立法運動聯盟（簡稱「動法聯」）。

　　2019年6月間，幾個動保團體成立民間動保法修法工作坊，爾後於2020年2月26日在台北市NGO會館，以「動物保護立法聯盟」名義召開春茶記者會，宣佈正式成立動法聯。

　　為了動保目標而結盟，最早可溯源自1994年的「生態保育聯盟」。它的前身，是1993年的「反對人工飼養野生動物聯盟」，一些環保團體結合，共同反對農委會將人工飼養野生動物降級為非保育類動物。其後提出民間版「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案，並成立「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法聯盟」，透過立法遊說、公聽會、說明會等持續努力，終於在1994年底，促使「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案」大致以民間版本通過。環保團體遂於年底正式結盟為「生態保育聯盟」，共約40個民間團體參加。但這個聯盟以環保團體為主，動保團體並不多。而且2000年後也就未再積極運作。[4]

　　如前所述，依「生態中心主義」所成立的環保團體，畢竟與依「生命中心主義」所成立的動保團體，還是有思想上的歧異。因此動保團體所關切的重要議題，許多並非環保團體之所關切，有時甚至還會產生爭執，如狩獵與流浪貓狗飼養問題。但動保團體倘若各自單打獨鬥，勢必無法整合出全面的民間版動保訴求，有時甚至因爭執不下而削弱了本就單薄的動保力量。因此動保團體近年能夠化解分歧，結成聯盟，並且在根源上訴諸法律與政策，這是動保界的一大要事。

（二）法律層次的與時俱進

　　1998年10月13日，「動物保護法」於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11月4日，總統正式公布實施。這是台灣動保界的一大盛事，台灣的動物保護運動，自此進入新的里程碑。

　　值得一提的是：「動保法」第十條，禁止賭博性動物競賽——­­「反賭馬條款」，在相關財團運用金權人脈與媒體優勢長期炒作的洶湧暗潮中，竟然順利過關了，台灣成為全世界第一個用法律規範來禁制賭馬賭狗的民主國家。

　　二十多年來，動保法與時俱進，歷經十六次修法。例如：依據修訂後的「動物保護法」第25條，虐殺動物可處以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將違犯動保法拉高到刑事責任層次，這意味著動物不僅擁有飼主之「物權」的地位，還擁有準「自然人」的「人格權」。

　　近期更有動保團體提出了「動物權入憲」的訴求。台灣的動保運動，即使在哲學層次上，已有一些「動物權」的主張，但在法律層面，依然不得不兼顧現實，而以「動物福利」為主要訴求。以免陳義過高，反倒遭到更多利益團體的杯葛，延遲動物保護法的立法。「動物福利」與「動物權」的差異在於，前者認為，人類對動物仍然可以利用，但應避免為動物帶來「不必要的痛苦」，著眼於人類利益；後者則認為，人類使用非人類動物，在原則上即屬不當，因此任何程度的痛苦與死亡，對動物來說都不必要。而且動物將更明確地成為法律上的權利主體，享有如人格權。雖然現階段不容易全面落實，但將訴求拉抬到憲法層次，當然更能引領法律觀念往前邁進，讓動保相關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之運轉，擁有更大的正當性，至少能達到社會教育的功能。

　　在修法的過程，動保團體發現需要全面檢視與相關法規定的競合，甚至還需要一部全新的動保法。至本（2021）年10月4日，由八個動保團體所共同組成的「動物保護立法運動聯盟」，提出了民間版「動物保護法」修法草案。這次的草案提出了九大訴求，涉及條文逾60 條，包括增訂、刪除、修改用語與修正規範內容。這可說是動保法頒布以來，首次如此全面地審訂既有法規，並且在根源上將動物保護法拉高到「基本法」層次。

 

四、結語

　　以上，宏觀地談述台灣動保運動的困局與前景。

　　如前所述，台灣近二十餘年動保運動，促進了動保相關法規與政策，各項動保議題之倡議與行動、流浪動物之收容與救援、各種紙本或數位化的動保（或蔬食）出版品與網頁，所交出的成績單也非常亮眼。

　　特別是，從無到有地促成了動物保護的立法，使得動物福利的推動與監督，有了法源依據。一些議題倡議，例如禁止賭馬，禁止馬戲團動物表演，禁止製造、販賣、陳列及輸出入捕獸夾，流浪動物TNR（Trap Neuter Return，誘捕、絕育、放回原地）、流浪動物零安樂死……等訴求，都已落實到法律或政策層面，並且從推動立法跨入到行政監督。

　　更有民間愛心人士，大力推動或積極參與動物救援工作，建置流浪動物收容所，就地餵養流浪動物，或是擔任公私立動物收容所志工。但這樣的陳述，容易掛一漏萬，而且其豐富內容，遠非短短致詞所能囊括。因此這一部分，個人僅能在結語時作如上簡述。

　　儘管眼前的動保之途，困局並不容易突破，但是我們相信，人是有能力對他者痛苦感同身受，並且進行自我反省的動物，哲學層次的思辨，也可以透過理性溝通。至少，已有越來越多民眾，支持人道對待動物的主張，乃至成為部分或全面的蔬食／素食人士；而動保團體大串連，以及推出新版動保法，也必能為台灣的動物保護運動，豎立另一個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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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k Sagoff, “Animal Liberation, Environmental Ethics: Bad Marriage, Quick Divorce” in Zimmerman, Michael E.,(etc.),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 to Radical Ecolog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0), p. 90.

[2] 此中「生命中心主義」又可區分為：將具有感知能力之動物納入道德關懷的動物中心主義（animal-centred theory），以及主張一切生命（包括了動物、植物及微生物）都有道德地位的「生物中心主義」（life-centred theory）。

[3] 以上有關「哲學層次的思想分歧」，摘自拙著：〈生命倫理議題研究〉（《佛教後設倫理學》第六章）並加以增補，桃園：法界出版社，2008，頁77-90。

[4] 以上，摘自楊驄：〈生態保育聯盟〉，2000年06月22日，環境資訊中心。URL：https://e-info.org.tw/node/16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