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知道我不接電話也不打電話，楊力州透過朋友輾轉聯絡到我，邀請我去《紅盒子》的試片，並開列幾個日期方便我選擇。我早在好幾年前就知道他在拍這部紀錄片，且前前後後長達十年不間斷地拍攝；現在總算殺青，為他開心，也很期待，當然就率著老婆孩子到萬華剝皮寮一個沒有幾個位置的試片室看影片。

楊力州大概是全台灣最知名的紀錄片導演了。他拍的紀錄片至少有七部，若連這一部就是第八部，都能上院線播放，應該是絕無僅有了。雖然他認為，紀錄片在院線上映是不正常的，因為紀錄片談的是公共意識、公民困境，要讓一家四口到電影院看，不要說時間與交通，單單票價就是一千多元，是很大的代價；因此紀錄片最好的傳播方式應該是用電視或新興媒體，讓觀眾免費接收紀錄片的內容，就像紀錄片導演拍紀錄片的動機絕不是為了賺錢一樣，應該有更多的社會資源贊助紀錄片。

我是很佩服楊力州的。不只是他非常傑出的說故事能力，我敢說，他的紀錄片絕對比台灣百分之八九十的商業劇情片來的好看，這好看包括了商業片天馬行空的戲劇張力，楊力州讓我們看到，真實的紀錄片也可以如劇情片扣人心弦。我真正佩服他的地方就是他始終不忘初衷，始終站在弱勢的一方，讓沒被看見的事物被看見。

是的，這個社會中有很多東西我們看不見，或許我們不在乎，或許我們不願面對。

比如說，當初他在剪接《拔一條河》時，有許多潛在贊助與投資者建議他把紀錄片中新住民媽媽的鏡頭剪掉，只保留純真的孩子在莫拉克颱風幾近滅村後透過拔河力爭上游的故事，認為這樣會吸引更多人看。「有經驗」的投資者說：「台灣沒有人在乎那些外籍新娘！」

力州說：「就是沒人在乎，我才要拍她們讓大家看見！」也因為這樣的堅持，讓許多贊助商縮手；但他還是堅持紀錄片一半的鏡頭拍新住民媽媽的故事，因為這就是他拍這部紀錄片的目的。

楊力州過去拍攝的紀錄片，大都在拍攝之初就有單位或機構贊助，拍完之後也有行銷公司負責排片、上映與宣傳。但這部花了十年拍的紀錄片是自掏腰包，甚至院線上映了也沒有行銷公司幫忙，一切庶務都是他跟妻子及一位助理三個人自己來。

問他為什麼要拍這部紀錄片，他說：「我想用最華麗的方式，跟傳統布袋戲說再見。」有位部長在看試片時聽到這個回答，當場大哭。是的，用電影這最華麗的藝術呈現方式（大概也是最耗成本的），為這即將消失的傳統布袋戲告別。

楊力州說，他過去拍了很多困境中的人物，總想在影片中盡量找到一線光明、一絲力量。但現在面對傳統布袋戲式微，他竟毫無施力之處，不知道去年他罹患的憂鬱症是否因為陷在這樣無力的情境中而無法自拔。

當然，如果夠幸運的話，因為《紅盒子》的上映，讓更多人看見傳統布袋戲，或者它就能夠不那麼快跟我們說再見。當然，《紅盒子》不只講布袋戲，講傳承，最扣人心弦的是父子關係，講陳錫煌與父親李天祿兩人的關係。

上戲院表達支持吧！讓力州與他的太太的初衷與努力，能得到一點點鼓勵。我在《活得興高采烈》這本書中，曾講了一個力州與他太太的故事，摘錄在後面，給大家參考。

楊力州的簡單幸福

我很喜歡楊力州拍的紀錄片，從《水蜜桃阿嬤》，《被遺忘的時光》到《青春啦啦隊》都一再提醒我們，這些小人物不管身處何種境遇，都還是這麼認真，那麼我們更當努力活出自己的光彩。

我們都知道，在台灣拍紀錄片的人是一些傻子，因為拍紀錄片辛苦不打緊，且幾乎要有傾家蕩產的心理準備。

在楊力州剛開始拍紀錄片沒多久，因為想了解在日本工作的台灣人，他與太太兩人跑到東京新宿的歌舞伎町拍一群台灣媽媽桑的故事，那群人飄洋過海在異鄉討生活，一待就是四十多年。

當時楊力州的太太辭掉工作陪他一起拍片，兩人銀行戶頭付完機票只剩一點點生活費，在高物價的日本拍片，實在非常辛苦。

夏天的新宿天氣非常熱，他看著地鐵旁的自動販賣機裡的飲料，實在買不下手。有一天實在又熱又渴，他把攝影機交給太太，跟太太說要上廁所，就在那車站前廁所打開水龍頭假裝洗臉時偷偷喝幾口水來解渴。

他說，或許囫圇吞水的聲音太大聲，引來旁邊洗手的日本人側目。他只好把水龍頭開得更大，埋入臉龐時一併洗掉臉上的淚水。走出車站，他太太似乎感覺到他的情緒，溫柔地對他說：「我今天想吃鮭魚飯，你可以陪我嗎？」那天晚上，他們也到超市買一瓶兩公升的可樂回家。

近二十年過去，鮭魚飯或可樂，已成為楊力州幸福的象徵。一直到今天，他進辦公室時，偶爾會帶一瓶罐裝可樂進去，也不見得會喝，往往就直接放進冰箱了。反正最後一定會有人把它給喝掉。

我知道有些朋友，小時候家窮，三餐吃番薯稀飯，長大賺大錢之後，無論如何再也不碰番薯稀飯；相反的，有許多同樣經歷童年的朋友，至今仍常吃番薯稀飯，好感恩如今所擁有的幸福。

同樣的經驗只因為我們認知與詮釋的不同，帶給我們心靈的力量也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