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釋昭慧／玄奘大學應用倫理研究中心主任

長期以來，台灣宗教界的許多儀式習俗，公然違反動物保護相關法令，大家見怪不怪，而且視作理所當然。若有動保或保育人士揭發真相，呼籲停止儀式習俗中的虐待動物行為，往往被扣帽子，將這些良知之音，抹黑成族群、宗教或文化歧視，乃至上綱為政治陰謀。於是，宗教在長期以來，形同動保法令的「化外之區」，動保法令在台灣，形同「一國兩制」。

以「放生」為例，它在古代佛教，原是一種悲憫眾生的良善風俗，信眾隨機、隨緣，購買或搶救即將被宰殺的動物，然後予以釋放；然而在當代台灣，許多放生活動業已變質，主事者訴諸個人消災、除病、延壽的種種放生功德，信眾趨之若騖，因而形成有計畫、有組織、利潤高、商機大的募款活動。

放生鳥獸與放生水族，形同龐大數目的商品，悲憫眾生的佛法情懷，早已被功利心態扭曲失真。動物往往因「放生」而被補，並且在狹小的容器之內，在等待儀式的過程中，飽受堆擠雜遝之苦；有的放生地點不當，更令大量動物在釋放後，由於無法適應生態環境而大量死亡；許多放生動物則被獵戶、漁民俟機再捕，重新落網。而保育團體更是譴責，部分放生內容，不分凶猛禽魚、毒蛇或外來種，已導致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威脅到人類或原生動植物的安全。

日前已有立委提出動保法修正案，意欲限制這類大量化、商業化的放生行為。其實，動保法第六條明文規定：「任何人不得惡意或無故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第二十九條第一款規定，棄養動物，致有破壞生態之虞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移送司法機關偵辦。因此，惡質「放生」所導致的「放死」效應，實已違反該諸法條。

部分「放生」活動雖已變質，然而無論如何，「放生」的歷史淵源，還是來自憫念動物處境的宗教崇高理念。然而有的宗教習俗，更是為了自身利益而虐待、傷害、公然宰殺動物，違反了前述動保法第六條，以及第十條第三款，「對動物不得有『有害社會善良風俗之行為』。」第十二條，「對動物不得任意宰殺」。而且依第二十七條第四款，有害社會善良風俗之利用動物行為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第三十條第三款與第五款，無故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者，以及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宰殺動物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以「神豬」為例，為了祭祀、參賽，將一般豬仔，硬生生養成胖到癱瘓的「神豬」，這難道不涉及虐待、傷害嗎？難道沒有違背社會善良風俗嗎？難道不應科以罰鍰嗎？又例如，在原住民團體的壓力下，政府終於棄守了國家公園這塊台灣野生動物最後的淨土，並於九十三年一月通過修法，開放宗教祭典用途的狩獵行為。九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屏東縣某原住民部落大學，更是公然進行了一場所謂的「殺豬教學觀摩」，將殺豬全程秀諸媒體，血淋淋鏡透讓視聽群眾觸目驚心，這已明顯違反了動保法第十三條第一款，除主管機關公告之情況外，不得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宰殺動物。

但是類似這些宗教公然違反動保法之情事，農政官員絕對無人敢於聞問，甚至索性修法以大開虐待、殺害動物的後門。原因是，涉及宗教習俗，官方不便置喙。涉及族群敏感議題，政治人物不敢開罪特定族群。動保人士的抗議，則被抹黑為「打壓客家或原住民族群」，被視作「原漢族群文化衝突」，以及種種反扁或反本土文化的政治陰謀，在一場又一場泥巴戰與口水戰中，轉移了動物保護的主題。

然而傳統文化的價值，不宜無限上綱，宗教更沒有自外於法律的特權。作為佛教徒的動保人士，我們依然反對佛教界部分團體的放生行為，這應該可以證明：我們不忍動物受苦的目標，是一以貫之的，與宗教、文化、族群歧視無關，更無關乎特定政治立場。

如果現行動保法令有所不足，我們當然贊同修訂更為完備的動保相關法令，但如果單挑「放生」一事來作修訂，卻坐視其他宗教傳統習俗所導致的動物傷害，這將嚴重違反宗教平等的憲法精神。我們建議：朝野立委不妨趁著這次修法，將各宗教違反動保法的行為都作通盤檢討，一次修訂完備，以免讓部分宗教，繼續保持其作為動物保護相關法規的「化外之區」。